井冈山红军造币厂，是我党创办的第一个造币厂。它铸造的“工”字银元，是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发行最早的一种货币。红军造币厂及其“工”字银元，在中国革命历程中，曾起过重要的作用。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广东省龙川县银匠谢荣珍、谢荣光等兄弟数人，由于生活所迫而迁居到井冈山东南边的湘洲村定居。谢氏兄弟为了谋生，利用自己造银器的一技之长，办起了一个“对花厂”（即造币厂），专以制花边”（即银元）为业。此后，“对花厂”又改名为“谢氏花边厂”。其作业人员是谢氏几兄弟，规模极小。随着资金逐步增多，开始雇请一些当地贫困的青壮年农民，谢氏花边厂也慢慢扩大。

　　“花边厂”的生产工具，主要是些简单的风箱、火炉、铁砧、铁锤、溶银瓯、冲压架、冲压碓石等。碓石是用麻石（花岗岩石）制成的长80、宽40、厚33厘米的长方体，分上下两个，每个重约275公斤。冲压架是用杉木做成的高3米多，宽2米的木架。下碓石固定在冲压架下端的中央，冲压架的上端装有滑轮，上碓石的两边系着营救绳，棕绳通过滑轮。冲压“花边”时，一般由3人在冲压架旁操作，即一人有节奏地拉绳提起上碓石，使它准确而迅速地冲压在下粗坯准确地放入底模上，如此冲压，一次取出一块“花边”。每开炉一次，连续作业，可造“花边”400多枚。

　　谢氏兄弟虽是客家人，但却能与当地农民和睦相处，并常用“花边”去接济贫苦农民。井冈山绿林首领王佐拉起一支“劫富济贫”的队伍以后，“花边厂”还专门为他造过不少“花边”，以供绿林军使用。

　　1928年，红四军成立后，这支6000余人的部队面临着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就是现金给养问题，加上湘赣两省国民党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实行频繁的军事“会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根据地内广大军民面临着严重的给养困难。毛泽东、朱德根据王佐的推荐，吸取湘洲谢氏兄弟办花边厂的经验，并请来谢火龙、谢阿耿、谢阿秋、谢阿五等人当师傅，在井冈山的上井村创办了红军造币厂。红军造币厂的主要厂址设在上井村邹甲贵家里，同时还分别在上井的牛路坑、大井的铁坑和茨坪村等地建立了银元的粗坯车间。这时的红军造币厂比谢氏花边厂规模要大得多，工人也增加不少。人员主要是湖南水口山锡矿工人来井冈山当红军的战士。造币厂的原料是打土豪所缴获的银链、首饰及各种银质器具。红军造币厂制造的银元成了井冈山根据地主要的现金来源之一。

　　根据湘赣边界党政军领导“要尽快铸造出工农兵政府自己的银元”的号召，同时又要使这种银元与历史官府的货币相区别，经反复研究，决定在银元的正面铸上“工”字表示“工农兵政府”的含义。然而，当时造币厂还没有制造模版的设备和技术，红军造币厂的模版还是用的墨西哥版。于是，王佐组织一批忠诚可靠的人员，通过手工操作，用钢凿首先将每块银元的正面凿上一个“工”字。从而，第一批标志着工农兵政府自己铸造、发行的“工”字银元就这样问世了。接着，湘赣边界政府规定，除造币厂生产的银元均凿上“工”字外，凡是在战场上缴获敌军的银元、或打土豪筹集的银元，只要是在根据地流通的，都必须统统凿上“工”字，以明确“工”字银元为根据地内红色政权统一发行流通的货币。

　　防务委员会将铸造出来的“工”字银元，成批地交给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财政部和红四军军需处。财政部和军需处则将这些“工”字银元按50元一筒，用油纸卷好，按规定分发给红军各级部队、后方各工厂、事业单位及地方各级政府，在根据地内流通使用，深受广大工农群众欢迎。湖南桂东、酃县及江西万安、泰和等地的商人冲破敌人封锁，偷运各种物资到根据地内部搞物资交易，也纷纷将官府银元兑换成“工”字银元，从而活跃了边界经济，繁荣了集市贸易，进一步扩大了井冈山根据地的政治影响。

　　时任红四军三十一团三营九连党代表罗荣桓，部队发“伙食尾子”和“零用钱”，领到“工”字银元没过多少天，奉命带领部队在新七溪岭狙击赣敌杨如轩部1个团的进攻。红军据守在“望月亭”下面300米的“吊谷上仓”一带，利用陡险的石崖反击敌人的仰攻。战斗正在激烈的时刻，忽然“嘡”的一声，一颗子弹迎面射在罗荣桓的左胸上，罗荣桓觉得一股不小的推力差一点把他击倒在地。他站定身子摸了一下胸部，从荷包里掏出银元一看，见银元的中间被打出一个深凹，差一点就要击穿了！拿在手里还感觉到有点热，正是这块银元挡住了子弹头救了罗荣桓的命。从此以后，罗荣桓一直舍不得用掉这块银元，什么时候都带在身上，即使长征路上那样的艰难困苦，他都珍藏下来了。建国以后，被授予元帅军衔的罗荣桓，将“工”字银元献出来，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