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陇上改编

　　陈毅在铁镜山住了六七天。此间，谭余保召开了中共湘赣临时省委会议，陈毅在会上作了重要指示：下山后要抓紧时机招募兵员，扩大队伍；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凡抗日救国的，就要热烈欢迎。陈毅离开后，谭余保为统一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尽快适应历史性的转变，1 1月下旬召开了湘赣边党的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指示，认真学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文件。谭余保在会上强调，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绝对服从党中央的决定，拥护国共合作，摒弃前仇，一致对外；党员干部要带头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愉快地接受整编。会议决定立即将党中央的指示传达下去。11月下旬，湘赣边红军游击队分别从武功山、棋盘山、九陇山、铁镜山、太平山、柑子山等地先后来到莲花陇上集合，几天之后便开往神泉进行整训改编。

　　这时，延安派来的李忠民、张铚秀、刘裕民等四位八路军干部也来到了神泉，参与指导部队整训。李忠民和刘裕民负责政治教育课，内容为党中央指示文电、对国共合作和开赴抗日前线的认识。彭汉元和张铚秀负责军事操练，训练的科目有队列变换、基本动作、武器使用等军事常识。

　　在此期间，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湘赣临时省委改为中共湘赣特委，谭余保任书记。湘赣特委利用新四军黄岗留守处的合法身份，派人前往莲花、茶陵等县同国民党政府谈判，争取释放了被捕人员，还派出一批干部到邻近各县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扩大抗日武装力量。通过宣传动员，边区群众踊跃参军，游击队很快发展到400多人。特委和游击队正确执行党的政策，赢得了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广泛支持，莲花、永新、安福、茶陵等县国民党官员均派人到部队慰问祝贺。

　　在神泉，红军游击队被改编为1个大队，3个中队。大队长段焕竞，副大队长彭福明；一中队长彭士元，指导员尹青；二中队长张铚秀，指导员罗维道；三中队长王萱春，指导员刘别生。1938年1月中旬，正、在部队以中队为单位进行紧张的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之际，项英和曾山等领导人专程赶到神泉，看望部队，并召开全体游击队员大会。项英、曾山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们在讲话中高度赞扬游击队员们在三年艰苦岁月中不屈不挠为革命坚持斗争的精神，希望他们继续保持红军战士英勇杀敌的光荣传统，在抗日斗争中为人民再立新功。

　　1938年2月，湘赣红军游击队经过严格整训后，除留下80余人由谭余保领导在湘赣边区坚持斗争外，其余300余人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一营，由刘培善、段焕竞率领从神泉出发，经安福、吉安，然后改乘由刘振群亲自雇用的船只，顺水途经新干、樟树等地，开赴浙江开化抗日前线。

　　（2）碧洲改编

　　1938年春节后不久，新四军驻吉通讯处副主任韦瑞珍身着国民党军官服，奉命由吉安赴遂川寻找碧洲红军游击队，商议部队改编之事。

　　坚持在遂川、泰和、万安一带的碧洲红军游击队有40余人，是湘赣苏区主力红军突围西征后，在原中共湘赣省委保卫二中队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他们在与上级党组织长期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紧紧依靠地下党组织和革命群众，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复“围剿”和残酷镇压进行了殊死的斗争。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消息还未传到他们艰苦战斗的山林中来时，碧洲地下党的交通员无意中发现了一位身着国民党军官服的人到处热情地打听红军游击队的下落。游击队长贺国华、指导员曹云得知情况后，立即率领游击队员，在地下党组织的配合下，于碧洲乡政府“劫持”了韦瑞珍，并将他押解到红军游击队驻地。后经韦瑞珍数天的耐心解释和宣传，贺国华、曹云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有了认识。最后接受组织的决定，跟随韦瑞珍前往吉安，商议部队改编事宜。中共吉安中心县委为加强党组织的工作，决定留下10余名游击队员组成碧洲区委，由曹云任书记，在本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另外30余人改编为新四军部队。1938年3月，贺国华率领改编后的碧洲游击队下山，奔赴安徽大平，编入新四军军部通讯连，投身到抗日烽火中。

　　陇上改编和碧洲改编，是我党坚持抗日主张及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经典案例。陇上、碧洲改编的成功，使得吉安红军游击队加入到了抗日的滚滚洪流之中。他们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的指引下，义无返顾地奔赴抗日的第一线，为党、为人民再立新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