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参与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6月，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的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这两人的叛变给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造成极大威胁。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中共采取果断行动，迅速将中央机关和中央主要领导干部转移到安全地带或撤离上海。王明于10月前往莫斯科，周恩来于12月底到达中央根据地的瑞金。在他们离开上海之前的9月下半月，由于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已不到半数，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洛甫）、康生、陈云、卢福坦（后叛变）、李竹声（后叛变）六人组成。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三人任中央常委，博古负总的责任。这个中央临时领导机构，随后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继续贯彻执行“左”倾错误的方针。
　　在九一八事变后全国规模的群众抗日救亡运动兴起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本应根据国内阶级关系剧烈变动的新情况，制定出正确的战略策略，以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推动以抗日战争为中心的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但是，中共临时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认为目前帝国主义反苏联战争的危险，是最主要的危险，而九一八事变则是反苏战争的序幕。临时中央虽然也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是要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提出“进行革命的民族解放战争来保卫中国”的正确口号，但从上述错误估计出发，又把“武装保卫苏联”作为反对日本侵略斗争的任务。“武装保卫苏联”这个口号，极大地脱离中国的实际，很难为中国人民所接受。
　　临时中央的领导者看不到日本侵略引起的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否认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中间势力的抗日要求，否认国民党内部在抗日问题上正在发生分化。他们认为，当前形势的特点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战，中间势力帮助国民党维持它的统治，使群众不去反对与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因而是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临时中央的领导者不懂得，在抗日已开始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时，不管哪个阶层、派别、集团、个人，只要主张抗日，反对不抵抗主义，就是倾向于革命的，或者至少是有利于革命的。他们坚持认为，只有坚决拥护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起来推翻国民党政权，才算是革命，因而只要是资产阶级，是属于国民党内的派系，即使主张抗日，仍然是反革命。他们所讲的统一战线，是排斥一切上层分子、排斥一切中间势力、只要“兵”不要“官”的所谓下层群众的统一战线。他们还粗暴地指责党内注意到和承认中间势力的抗日倾向并表示愿意与之合作的同志，是做了国民党各派及其他各派的俘虏。
　　临时中央的领导者没有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和发展革命力量上，而是片面强调国民党政权与苏维埃政权的对立。他们认为，国民党统治的崩溃，正在加速地进行着，红军和苏维埃政权能够立刻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他们重新提出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的方针，指令根据地的红军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攻打中心城市；规定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第一等的任务，是用最大的力量去开展城市工人的罢工斗争。他们在领导城市工人运动时，继续采取冒险主义的方针，他们拒绝采用合法的形式来组织工人，开展斗争。他们不顾客观条件是否具备，要求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地的党组织，通过发动兵变和工农运动，创造出“北方的苏维埃区域”，并为此于1932年6月在上海专门召开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会议通过《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议》等文件。在这些文件中，临时中央错误地批判所谓“北方落后论”，否认全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给北方各省党组织规定了不切实际的立即创造北方苏区的任务和政策。
　　临时中央的领导者所采取的上述做法，使党的力量遭到极大损失，使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陷入一片混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