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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田事变”

2017-03-07 09:53:00   作者:administrator   来源:吉安市人民政府网

  “富田事变”是由于赣西南苏区抓“AB团”,肃反扩大化而引起的。

  在赣西南苏区,发现所谓“AB团”分子,最早是在1928年的莲花钱山村(今属安福县),以后逐渐涉及到整个赣西南苏区。1930年2月召开的“二七”陂头会议指出:“赣西南党内有一严重的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指导机关”,号召“党内革命同志起来,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开除地主、富农出党”。从此,赣西南党把机会主义、地主富农、“AB团”等几个不同概念混合在一起,开始在肃反中肃“AB团”分子。5月22日,赣西南特委给前委的信中说,南路、西路都发现了“AB团”的组织,后来又说在政权机关里也发现有“AB团”、改组派,永新破获了改组派的组织,兴国、永丰、吉安西区、安福西南区都破获了“AB团”组织,“尤其是吉安西区‘AB团’有2000余人,自首有的七八百人”。接着,又破获所谓的万安县委“AB团”,供出团特委的朱家浩是“AB团”分子,朱被审讯又供出“总团长”谢兆元,因此,抓了许多人。赣西南党从1930年春至9月,肃“AB团”的规模越来越大,行为越来越“左”。

  1930年10月,红一方面军攻克吉安后,总前委也认为整个赣西南苏区党内、政府和红军学校里有大批“AB团”分子,认为“是非常严重的危机”,要进行肃反,“以挽救这一危机”。将其情况报告党中央,请中央“大加注意和帮助。”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多次提到肃“AB团”问题。到11月,红军中也声称发现内部有“AB团”分子,因此,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罗坊召开的联席会议上作出决议,在红军中开展肃反运动,抓“AB团”分子。

  红军中肃反又很快牵涉到地方。红一方面军在抓“AB团”过程中,捕获的红军“AB团”“要犯”刘天岳、曾昭汉以及龙超清、梁鼎元、江克宽、周赤等口供,说省行委内有江西“AB团”总团部,段良弼(省行委常委)、谢汉昌(原赣西南特委候补委员、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李白芳(省行委代理秘书长)等为首要。为了帮助地方和红二十军肃反工作,总前委派一方面军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带十二军的一个连,与12月7日到达江西省行委所在地—福田村。

  李韶九带着总前委12月3日写的面交省行委负责人的密信。信中指明要抓段良弼、谢汉昌、李白芳三个“AB团”首要分子。但是,李韶九在7日下午却抓了省行委中的20多人,晚上,又抓了省行委通讯班中的几个人。通过审讯,段良弼、谢汉昌、李白芳等供出金万邦(省苏常委、军事部长、东路行委书记),丛允中(省行委常委、西河行委书记)、刘敌(红二十军秘书长、一七二团政委)、刘经化(省苏赣西办事处常委)、周冕(省苏财政部长)、段起凤(原红四团团长)、李文林(省行委书记)、任心达等一大批所谓“AB团”分子,并说红军学校内也有“AB团”分子。

  8日,李韶九等根据审讯的口供,又抓了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及其下属机关中的的一大批人。李白芳、周冕的妻子也被抓了,并受到审讯。晚上,在东固被抓的10多个“AB团”分子也送到了富田。这样,在富田被关押的“AB团”分子有上百人之多。

  这时,中央特派提款员易尔士到达富田。9日,总前委派来协助肃反工作的人也到达了富田。在富田处决了一些“AB团”要犯后,李韶九押着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前往东固,去红二十军中进行肃反。次日,省行委一负责人带着一排人去河西的西路行委,一是去传达总前委的指示,二是奉命去抓西路行委书记王怀等人。

  11日,李韶九在东固与红二十军军长刘铁超商议,要抓谢汉昌等人供出的红二十军内部的“AB团”分子,并派人去捉一七二团的团长和政委。这时,一七二团政委兼独立营营长刘敌,奉命从永丰藤田赶回东固,很快被扣压起来。因为,李韶九与刘敌是湖南嘉禾的同乡,所以、谈话比较随和。李韶九企图诱供,暗示说只要刘敌能把红二十军中的“AB团”分子供出来,就可以不受刑罚和杀害,并说这不是一个“AB团”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刘敌听了此话,联想到过去很多问题,于是,巧妙地利用同乡关系,顺水推舟,应付李韶九,被送回到东固的独立营驻地。到达营部后,刘敌与营长周兴、梁学贻秘密开会,分析此事,认为被抓的人不会都是“AB团”分子,抓“AB团”是一个阴谋,决定逮捕李韶九和刘铁超等人,迅速救出被关押的同志。

  12日上午,刘敌等人带着独立营全体官兵到红二十军军部,质问了李韶九和刘铁超,不见效果,当即召集部队包围军部,捆绑了刘铁超、李韶九,同时也捆绑了也到东固的中央提款员易尔士。刘敌等人用武力放出了关押在东固的谢汉昌等人。

  当天下午,刘敌、谢汉昌等人率领独立营由东固直奔富田,包围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驻地,缴了省苏维埃政府警卫排的枪械,抓了几个人,释放了段良弼、李白芳等40多人,此次事件,史称“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发生后,谢汉昌、段良弼、李白芳等人在富田召开群众大会,解释了事情的原因,同时公开付呼喊分裂红军的口号。随后把二十军拉往河西的永阳,沿途张贴了分裂红军的标语,丛允中还不择手段地反对总前委,制造假信,进行挑拨离间,分裂红军......。丛允中、谢汉昌等的错误行为,影响了在强敌面前红军的统一行动,性质上严重的。当时党中央视其为“AB团”反革命暴乱,给予了严厉处治。富田事变的领导者及其有关人员先后处决,红二十军的多数干部也未幸免,部队被改编。

  “富田事变” 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给根据地的革命事业造成极大伤害,教训极其深刻。“富田事变”的发生,是当时“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倾肃反思想及政策的必然结果。

  在激烈的革命斗争中,敌人总是企图从革命阵容内部来破坏革命。因此,党和红军坚持肃反就显得十分必要。但在当时严酷的斗争环境中,革命斗争错综复杂,广大干部又缺乏同隐蔽的敌人作斗争的经验,加之党的政策有待完善,因而导致肃反扩大化,造成令人痛心的结果。

  “富田事变”被错杀的同志始终表现了至死忠诚于党、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崇高革命精神和革命气节,他们后来陆续得到平反昭雪,并受到党和人民的尊重和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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