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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 一个人的城市(之二)

2019-03-18 09:52:00   作者:administrator   来源:中国吉安网
  二(接上期)

  阳明在庐陵知县任上虽短,但其与吉安的情缘不浅。作为一代大儒,其思想对吉安影响深刻。当他来到庐陵开始事业新起点时,应是充满憧憬的。这片土地不仅蕴育了欧阳修、周必大、杨万里、胡铨、文天祥等宋代名儒,就是在本朝也是煊赫显目的。作为中央最高决策机关的内阁,从永乐到成化年间,几乎为江西籍官员所垄断,解缙、胡广、杨士奇、陈循、彭时等内阁首辅,更是全部出自吉安。

  吉安作为一个人文荟萃之地,思想必然活跃,对于一心想做圣贤的阳明来说,此地适合作弘扬心学的法场。但吉安作为文献之邦的同时,也民风好讼。当地俗语称:“袁筠赣吉,脑后插笔”,意思是,吉安等地的老百姓健讼,随时准备与人打官司。

  来到县衙,阳明发现,接手的摊子有些像烫手的山芋,堆积如山的案子且不说,眼前一个棘手的问题却亟待解决。简言之,即是税费过重问题。阳明到任后查阅公文,发现正德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吉安府一份公文,根据镇守江西等处太监王某钧牌,命府衙吏员,催促庐陵县召集全县里长、粮长,在本县收买葛纱上贡。

  历史学者方志远,在《明代的镇守中官制度》一文中说:“镇守中官是中国地方政治制度史上的一个奇特现象。明朝从成祖永乐时开始,向边镇派宦官,称‘镇守内宫’或‘镇守中官’。到宣宗宣德年间,内地各省也遍设中官,地位在巡抚文官和镇守武官之上,并专门搜刮地方特产,向皇帝进贡。”到武宗正德年间,由于刘瑾擅权,镇守中官数量猛增,他们与地方地痞相勾结,以上贡为名,行中饱之实,引起社会广泛的骚动。吉安府、庐陵县也未能幸免。

  庐陵本地不产葛布,原先的岁额中,也没有葛布一项。阳明经过了解,发现正德二年,镇守中宫姚某行文江西布政司,要求本省生产葛布的地区要抓紧采办,不生产葛布的县份,也要根据原先田赋的多少,加派买布银两。庐陵是大县,一年的税银三千多两,加上岁办杉料、楠木、木炭、牲口等项,已达一万多两,是原额的三倍。现在因为连续几年葛布税银摊派不下去,经办的粮长、里长还拘押在县衙。看来吉安“民风好讼”,也有官府需要检讨之处。正当阳明心情沉重,寻思出路的时候,忽听见衙门外一片吵嚷声,原来庐陵百姓得知新来了知县,正上门来反映诉求,希望减免无理摊派。看着眼前赤脚踩地、衣衫破烂的治下百姓,阳明百感交集。他本是做事果断之人,敢作敢为,当即许诺为百姓做主,申告上司,蠲免摊派。见多识广的庐陵百姓且信且疑地散去,不几日,公文果然下来,加派银两果然一概蠲免,百姓欢欣鼓舞。

  原来,阳明当天就向吉安府和江西布政使司写了一份《庐陵县为乞蠲免以纾民困事》疏。吉安府、江西布政司大概对于阳明的脾气有所了解,因而给予宽容。而当时的江西镇守中宫宦官王某,也知道这位王知县是个犟脾气,加上他父亲王华是状元,此时正是皇帝的红人,得罪不起,更直接的原因,还是害怕阳明将他中饱私囊之事捅到朝廷,便也不了了之。

  阳明在庐陵任上算是开门红。接下来他开始着手治理“庐陵健讼”。他下发《告谕庐陵父老子弟》公文,称:庐陵为文献之邦,现在却以健讼闻名,连我做县令的都感到羞耻。如今正值农忙时节,又灾疫盛行,如果精力都放在打官司上,势必家中老少无人照顾,田中农事也要荒废。这样即使打赢官司,而使父母、兄弟、子女病死家中,田里因荒芜而颗粒不收,又有什么意思。从今往后,如有纠纷,先由里老调处,而对于专以争讼为能、诬告为快的刁民,县衙里有的是刑具,我之所以现在不用它们,因为庐陵是礼仪之邦,家家读书识理,只要讲明道理,大家是不会犯法的。但如果不听教诲、执意妄为,那就为国法不容,休怪本县动用刑具了。

  其实明太祖四十岁立国之初,就曾定下一套制度:如,为教化民众建立申明亭和旌善亭,凡因偷盗、斗殴被官府定罪的都要在申明亭张榜公布,以起到警戒他人、防微杜渐的作用;而对于热心公益、扶危救困等善举,则在旌善亭张榜表彰。此外,为止争息讼,要求地方官挑选民间年高有德的老人,每里设一“里老”,专门处理乡里邻人之间的纠纷。若不经过“里老”调处,直接告到县衙,则叫“越讼”,不仅不受理,还要接受五十鞭罚。只是这套制度渐渐成为摆设了。阳明到庐陵后,恢复了申明亭和旌善亭,重新重用“里老”,并强化“里甲”制度。县城里十户为一甲,乡村则以村为单位,若遇“盗贼”,需相互支援,同时也可互相监督,起到保一方平安的作用。经过一方整治,吉安民风顿时好转,诚如大儒湛若水所说,阳明在庐陵“卧治六月而百物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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